多晶硅行业2010年或迎来春暖花开时代

伴随着其他启动条件的缺失，大多数自然国家也缺乏永续性，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过去长达40年的时间里，试图将市场、选举和司法体制移植到绝大多数自然国家的改革并未给整个发展中世界带来繁荣的市场、有活力的民主和独立的司法。

问题在于，这些制度从未像宪法中规定的那样运作，或者说像在开放进入秩序中那样运作。开放进入秩序同样维持了竞争性市场，这些社会由此产生了长期经济增长。

尽管许多成熟型自然国家很久以前就实行了选举，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印度、俄罗斯和委内瑞拉，但在这些国家，选举似乎并没有遏制腐败和政府滥用，也没有保护公民权利，或者更一般意义地说，推动法治。当一个社会中每个人的社会人格面貌都独一无二时，它便是一个由人格化关系主导的社会。谈判制定《革命稳固法》的议会党人是后向思维的，旨在解决上一个世纪的问题。由于这些国家建立在统治联盟之上，一旦统治联盟的需求和权力关系发生变化，那么，规则、政策、权利和特权就都要随之而变。文章来源：《比较》总第47辑。

这些领导者通过取消联盟其他成员（不再需要他们的支持了）的特权而达到巩固其地位的目标，以适应变化中的外部环境，如经济萧条或显著的国家收入增长（这种环境变化的集合很大，North（1981）称之为相对价格的变动：人口的变动，自然灾害、爆发战争，以及新技术的发明）。本文的主要观点是，自然国家无法通过采纳开放进入秩序社会所拥有的制度和治理，来建立法治。在将来，我们还应当通过确立自由心证制度、落实直接言词审理原则、明确法官对陪审员指示的限度、确立问题列表公开等配套措施，才能使问题列表制度真正运行。

该行为系被告人实施是否得到证明。这一规定在法律实践操作中困难重重，在解决涉及有罪、无罪、有无刑事责任能力、主犯、从犯等问题方面，职业法官很难把握提问的分寸。[9]另一方面是注重以社会的视角来看待问题，有利于裁决的民主性和可接受性。司法实务中，问题列表制度只需法官把需要问的问题以问题清单的形式表现出来，陪审员只需回答是或否，然后，职业法官和陪审员实行不记名投票表决，最后由票数的多少来决定案件定罪问题。

[11] 邓宇：法国的陪审制度，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10月10日，第8版。审判长依证据可增加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或法定减刑情节，但前提是这些事实或情节不会在本质上改变裁判事实。

[1] 笔者从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法院和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处了解到，陪审员在具体案件的审判中，常常和法官的意见保持高度一致，成为法院的附庸和摆设。在司法体制内，任何一项制度的改革都不可能不涉及其他制度。就大陆法系国家而言，在法国重罪案件的一审合议庭成员由3名法官和9名陪审员组成，二审则由3名法官和12名陪审员组成。* 高一飞，1965年出生，湖南桃江人，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46] 施鹏鹏：《陪审制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版，第79－81页。《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 326 条第 7 款规定：根据陪审员的口头或书面申请，审判长可以免除以下人员履行陪审员责任：年龄超过 60 岁的。[46] 在西班牙模式的问题列表（objeto del veredicto）中，主审法官列明有利于被告人和不利于被告人的两大类问题。[32]为确保提出的问题能为陪审员回答，1994年12月20日的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发布的《第9号关于各法院适用陪审团刑事诉讼规范若干问题的决议》第18条第2款进一步说明：在问题清单中所提出的问题不允许适用诸如故意杀人、过失杀人、情节特别恶劣的故意杀人、出于流氓动机或贪利动机的故意杀人、激情杀人、防卫过当杀人、强奸、抢劫等字眼。

[12]在日本，地方法院审理可能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监禁刑的案件时法庭一般由6名裁判员和3名法官组成，若对事实和法律程序与解释均无争议，也可由4名裁判员与1名法官组成。（四）陪审员的认知模式需要引进问题列表制度 我国人民陪审员只所以无法充分发挥陪审作用，主要是因为陪审员基本法律常识的缺乏和对诉讼程序的不了解，陪审员往往在庭审中难以对案件有正确的把握，难以形成自己的见解，常依附于法官。

笔者以为可以在法庭正式审判之前，审判长先草拟一些问题，经过法庭审判再对问题清单进行不断的修改，把最能反映案件争议焦点的问题展现在人民陪审员面前。[30] 施鹏鹏：《陪审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页。

[43] 闫宇清：刑事判决说理研究太原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6月，第16页。问题列表制度的引入，使案件事实被法官分解为若干道判断题，回答这些问题并不需要陪审员具有相应的法律知识和专业技能，解除了陪审员对法官的依赖。[36] 需要说明的是，在日本由裁判员参与的合议庭中，法庭评议分为裁判员参与的评议和仅由法官参与的评议。二是因为一些有重大社会影响，案情复杂的案件被排除适用简易程序。从1864年俄罗斯正式确立陪审制度至今，问题列表制度也经历了相当曲折的发展历程[31]。如上文所述，在传统英美法系国家，职业法官和陪审员是有明确分工的。

在被告人承认控罪时，还应当提出被告人是否值得从宽处罚的问题。而且，如果法官过多的给予陪审团成员指示也会被认为是违反诉讼程序。

在问题列表的具体设计方面，《俄罗斯刑事诉讼法》也作出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如今的日本裁判员制度，从本质上来说更贴近大陆法的陪审制度。

所以，在传统英美法国家的法庭，陪审员好似在看一场辩论赛，最后决定的作出就依据 谁更有理。即，行为是否已被证实。

不论是职业法官参与法庭合议的法国，还是职业法官不参与陪审员评议的西班牙和俄罗斯，其问题列表的设计均由职业法官来完成。在退入评议室之前，陪审员有权要求审判长对问题中不清楚的内容作出说明。换句话说，一般而言，一个初中生对一件事的信息提取能力、信息筛选及处理能力不及一个受过四年高等教育的本科生。指出可能存在的责任豁免事由。

陪审团做出的有罪判决并不妨碍法庭作出无罪判决。李洪阳（1990——），男，河南淮滨人，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教授助理。

在参与庭审时，认知主体首先根据控辩双方以对话形式提出的初步证据信息，依据自身的生活经验、人生阅历等背景知识库（the stock of knowledge）[20]建立起案情的基本剧情框架。[3] Valerie P. Hansand Claire M. Germain, The French Jury at aCrossroads．86 Chi. –KentL. Rev. 2011．737. [4] 施鹏鹏：《陪审制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

[18]所以，重大的刑事案件才实行陪审制审理为域外国家的主流做法。陪审员本身并非像职业法官那样受过法科教育，所以就需要法官把案件中的法律问题，以生活化语言的形式展现在陪审员面前。

根据《陪审法院组织法》之规定，事实列表主要包括：叙述双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明确区分指控事实和辩护事实。诚如上文所言，英美法国家法庭审判时，合议庭处于被动状态，尽管普通法系的法官现在越来越多地被授权可以主动引出诸如精神错乱或被胁迫之类的事项，但仍然有一些与罪行有关的问题仅在辩护方提出后才能由法官引出。传统英美法系国家没有问题列表制度除了受审判模式的制约外，法官与陪审员关系的区别也是重要原因之一。[44] 就问题列表制度而言，问题的设计和表决程序都是陪审员制度的运行层面，确切来说，这些是刑事诉讼程序的一部分，在立法时不应把它与刑事诉讼法割裂。

[28] 由以上可知，法国《刑事诉讼法》对提出的问题及提问的方式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在提问的规则及特殊情况下的提问等情况也作了详尽的规定，使法国陪审员问题列表制度在实践中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可见，与其让民意与司法在法律外部进行 对抗，还不如将民意引入司法内部系统以确保民意与司法有效沟通，只要不违反专任法官主宰审判这一基本原则即可。

一方面，陪审员在开庭审理前并不了解案情，即使通过丰富多彩的庭审，陪审员以其叙事化认知方式也只能大致了解案件的始末，并不能完全的掌握案件信息，对于重大复杂案件更是如此。在分析两案的基础上，作者主张：与其让简单法条主义的消极司法因为民意的不满与批判而最终被迫屈服，还不如赋予民众以法律上的理性表达权及其法定行使方式，使民意在程序理性和有序参与的导引下得以合理地释放，实现从民意在司法系统外部发起对司法的 攻击到司法吸收民众参与到体制内部进行良性互动的根本转变。

即，陪审员不能作出一般有罪或无罪的决定，只是回答法官所询问的问题及相关事实的判断。（二）陪审员还需对有条件减刑及罪责和面问题等作出裁决。